前言

本文是对人民邮电出版社在微信公众上推送的《吴军:厉害的人是这样为人处世的》等文章的摘抄整理。博学智慧的吴军老师通过这些简单的文章给了我众多为人处世上的启示,我不想私吞,特地将它们摘抄整理后分享给大家。希望不经意间阅读本文的读者也能从中获得些许启示。

众利勿为,众争勿往

简单地讲, 如果一件事大家都觉得有好处,那就不要做了;如果一个东西,大家都在抢,就不要去凑热闹了

我刚到美国时,和美国同学聊起一件事:他们的 议会里总是有一些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我看来,事情该不该做是很清晰的,直接投票表决就好,为什么还要在议会里争辩那么长时间?况且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告诉我,事情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如果 大家都一致地认同一件事时,可能是认识不够深刻,一些盲点没有看到,忽视了一些潜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后果极为严重

所以,对于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事情,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忽视了它的问题。这时候,不妨再听下各方意见,看看有没有疏漏,而辩论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此后,我便接受了一个观点, 如果一件事大家都提不出反对意见时,这可能是一个坑,要特别小心

这和中国人的一些智慧不谋而合。

古人说,“日中则移,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自然界的铁律。从人事来看, 众人都觉得有利可图的事情,其实已经没有了利润的空间

我的基金在投资时,一直恪守这个原则: 如果所有的合伙人都觉得一个项目毫无问题,那就要特别小心 。这说明两件事:

  • 其一,我们的见识不够,可能有些东西没有看懂,看透,盲目乐观。
  • 其二,投资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

最近有人问我,是否会出现一家基于区块链的公司,颠覆掉美国的Google、亚马逊、Facebook,中国的阿里巴巴或者腾讯?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区块链已经属于大家都趋之若鹜的技术了,它即使再强大,上述几家公司早有防备了。 真正可以颠覆上述公司的新公司,一定是使用了一个一部分人看好,另一部分人看不懂的技术,或者做一部分人看不上的事情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内创业有一个怪象:美国一旦出现一家新奇的公司,就会有一堆模仿者出现:

当Google收购了Youtube,中国就出了一大堆的视频网站,而且现有的互联网公司也都加入到这个大战中来,结果就是没有一家能挣到钱。

类似的,模仿Groupon的团购公司,被模仿的对象在美国都不太成功,何况成千上万家拷贝它的公司了。而那些投资人,以为抢一个所谓的赛道就能分一杯羹,岂不知众人相争,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相互碾压致死。

众争勿往,这个道理其实中国的古人懂得,但是今天很多人似乎反而忘记了。

美国人在街道的十字路口开店,如果看到第一人开了个加油站,那么第二个人就会开一个便利店,第三个人就开一个快餐店,第四个人开一家咖啡店,于是十字路口有四家不同的店,这样大家都有生意做。

而中国人做事喜欢扎堆,第一个人开一家快餐店,第二个人也来开一家同样的店,于是十字路口开了四家快餐店。

勿以小恶而忘大善

和我前后到美国读书的大陆人,几乎100%是靠学校提供的奖学金生活的。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大约是3万多美元,毕业时涨到4万多。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超过8:1,六年读下来,就是近200多万人民币,这在20年前是一笔很大的钱。

当时学校不仅负担了全部费用,还让我在毕业时存钱买到了一辆新车。 对我来说,可谓是大善

我周围的大陆同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也获得了这样的好处。

当然,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我们难免要受到教授的一些剥削。

有些教授除了让学生做研究,还会派一些和学业无关的杂事给他们:比如帮助组织学术会议。这些事可能会耽误学习,有的人就会晚几个月毕业。 但这些事,其实都是“小恶”

但是,小恶相比大善,毕竟量级非常小,因为我们都懂得 勿以小恶而忘大善 ,大部分人都坚持了下来,最后结果都很好。

当然,也有少数人“受不了这个肮脏气”,中途退学了,或者转学了。退学的,后来的结果一般都不太好,而转学的会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家毕业后到了一个好单位里,这是一个大好事。但是你也会发现,并非所有的时候都会顺利、都会开心,有时同事会排挤你,有时上级会不公正。

如果这家单位值得你为它工作,遇到的麻烦就属于小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能因为一件事把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了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Facebook前100名的员工,你会想他肯定发财了,其实不然,他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没有干够半年就离职了,结果一股期权都没有拿到。我估计他的损失至少有一亿美元。而他后来一辈子,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很多时候美国人比较懂得这个道理,他们 不太会因为一件事而否定了全部,因此一些人虽然彼此之间有点膈应,也能从大局出发达成合作

据我观察,国内很多离职的情况,并非第二家公司就比前一家好,仅仅是在前一家遇到点小小的不爽,就把之前所有的好忘个精光。在美国如果是这个态度工作,提升的可能性就小。

我们的祖先在《礼记》中这样告诫大家: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意思是说,喜欢一个人,但是还能看到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还能看到他的好处,这种人很少。

为什么少呢?因为人有一个固有的弱点,就是 爱屋及乌 ,容易因为一些个人的好恶全盘接受或者否定一个人,一件事;容易把局部的得失,放大成全局的结果。这和美国人奉行的“勿以小恶而忘大善”的做人态度是相似的。

分享利益、独立决断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个导师是布莱尔教授(Eric Brill)。他在我读到第二年时离开大学到了微软,后来在微软和eBay都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eBay他成为了主管研发的副总裁,相当于CTO。

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他让我感受到 Nice 这个词的意味,这恐怕也是他后来能够在大公司里做到很高位置的原因

我到了学校的第二学期,就跟着布莱尔做研究,当时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师兄约翰(John Hennessy)也是布莱尔的学生,我们俩研究的方向并不相同。

约翰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人,因此我们就经常聊天讨论问题。后来布莱尔指导我们每个人写了一篇论文,都被EMNLP会议录取发表了。在论文的最后引用文献时,布莱尔对约翰讲,“Jun和你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不仅需要在鸣谢中写明这一点,而且要在引用文献中加入'personal talk with Jun Wu'(和吴军的私下讨论)”这一项。

通常的引用文献都是发表了的文章,或者是一个研究报告(比如我引用约翰的就是他之前的研究报告),私下里的讨论虽然可能对研究有帮助,但通常不会这么引用的。我和约翰讨论问题时,也没指望他一定要感谢我,何况平时约翰经常帮助我修改论文中的文字错误。

布莱尔要求约翰这么做,倒不仅是因为他对学生Nice,而是他觉得 分享利益是我们将来作为职业人士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因此刻意让我们在学校养成这个习惯。

这件事之后,我写论文时也极为 注意鸣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无独有偶,布莱尔离开学校之后,贾里尼克教授成了我的论文导师。他在给我们这些学生开会时也讲了两条类似的原则。

  1. 如果你的同事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你的论文,你一定要在作者中加入他的名字。
  2. 如果你们是在吃饭时,开会讨论时谈过论文里面的工作,你一定要在鸣谢中对他表示感谢。

我之前在国内读贾里尼克在IBM时的很多论文,发现那些论文的作者人数都非常多,一直奇怪很多看似不大的工作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听了他的原则,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后来我到了Google, 一直坚持每次申请专利,尽可能地把合作者的名字加进去 ,这会让我少掉几百美元的奖金,但是对同事和下属的晋升帮助却很大。

类似地,在每次上线产品发布内部新闻时,我也会尽可能地把 帮忙者都作为参与者向公司公布

我离开Google一年后,我过去的一些中国同事说很感谢我对他们的提携。我当时实在想不起怎么提携了他们。他们告诉我,我每次有了功劳都分给他们一份。

这其实未必是我天生的做事方法,但是确实是 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后养成的习惯

为什么我坚持每个人都要 分享利益 ,感激其他人的贡献呢?因为 在一个大的组织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

我到腾讯后,有一次公司请杰克∙韦尔奇的助手,GE和高盛的首席培训官科尔(Steve Kerr)对干部进行培训。科尔 特别强调部门之间需要分享利益 ,然后让大家讨论。

让我吃惊的是,大部分干部根本不认同科尔的讲法,而更喜欢讲所谓的 丛林法则 ,即 要把所有的业务拿到自己的部门 。这里面谁是谁非我不评论,但是那种丛林法则的说法和我在美国多年的经历是不一致的。

中国从古代留下的很多记载,也教人共享成果的道理。比如《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问从项羽阵营投过来的陈平:“我和项王有何区别?” 陈平答道:“项王宽和,您粗野傲慢”。刘邦又问:“那你为何弃项王而投我呢?” 陈平讲:“项王对于有功之人,舍不得封赏,而大王您不吝恩赐”。

这个故事说明, 再好的人,如果舍不得分享利益,大家就会离他而去

利益要分享,但是很多时候做决策一个人做就好了,未必都需要民主集中,征求所有人的意见

这也是我在美国体会到的一个机构里面管理的特色。

很多人讲起美国,首先想到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凡事都民主,大家都参与决策,因此效率特别低。对于美国的各级公权力,确实如此,但是,对于私营企业,从来就不曾民主过,甚至可以讲比中国还独裁,因此 美国很多公司的管理效率并不低

在美国的大公司里,权力是下放的,并非部门的第一把手决策所有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讲,它有一些民主的味道。但是,一旦权力下放到某个人手里,通常他就自行决定很多事情了,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同意,都认可。

在公司里,决策的过程常常是这样的:

一件事情具体的负责人,会先征求上下左右一些人(也不是所有人)的意见,拿出一个方案来,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如果有遗漏,就把遗漏补上。补上以后,通常不需要再没完没了地讨论,直到所有人满意,负责人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决定了。

如果我们能明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道理,就懂得 很多事情的决策并不需要基于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瑕疵也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进步就好

清华一位教授在英国进修了很长时间回国后,和我讲起英国大学的工作节奏。他说,英国大学的教授远没有中国教师忙,但是似乎效率也并不低,原因是他们很多事情从来不开会讨论,几个相关的人非正式地谈一谈就决定了。实际上,在美国大学里也一样。

今天,由于通信方便了,开会也方便, 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讨论原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据科尔讲,韦尔奇在接手GE后,发现公司里每个人每天收到了太多的邮件,很多都是无关的邮件。这就说明发邮件的人可能是生怕漏掉谁,把邮件抄送的范围不必要地扩大了。

于是韦尔奇就强行规定,如果在发邮件时,收件人(包括被抄送的)的数量超过一个数额(我记得是20),这封邮件就需要特别地确认才能发出去。当然,一般人也就不麻烦做这件事情,于是每个人每天收到了邮件少了很多。

在韦尔奇担任GE公司CEO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像这样注重于 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 ,在他手中,GE从一个市值130亿美元的公司,成长到4000亿美元,并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通常我们在作决定的时候, 征求别人的意见是好事,但是决断要自己作,而且要作得坚决

最后,重要的话要重复说: 分享利益、独立决定

勿因人之短护己之短,勿以人之短炫己之长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景:

张三闯红灯过马路,交警给他拦了下来要处罚,张三辩解道,“我看见前面一个人也闯了过去,你怎么不罚他?”然后就和交警争吵起来。如果遇到一个笨嘴拙舌的交警,说不过他,最后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争执升级,甚至动起手来。

我十几年前有一次到交通法庭上去旁听庭辩,就遇到类似的纠纷。

被告的一方抱怨那天大家都在高速上超速,他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而已,警察没有抓领头的却抓了他。

法官问他,“你是否超速了?”

他对此没有否认,但依然辩解道,是别人的超速让他不知不觉开快了。

法官说,“你自己有责任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在限速以内开车,现在讲的是你的问题。不是因为别人超速了,你就可以超速”。

我们今天经常看到有人理直气壮地说,“凭什么只抓我”。

他的道理在一个“ ”字,因为别人逃脱了,所以他也理所应该地逃脱。

如果和美国人打交道多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逻辑完全不是这样,而是“ 不要管别人是否受到了处罚,现在是在讨论你的问题,你如果没有错,就Okay了,如果有错,按照规定就该罚 ”。

上面的例子其实在一个单位里会经常遇到。

比如小高做错了一件事,你要是指出他的问题,他会说你上次还做错了,或者李四上次也错了。如果你跟他争,这交流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

小高打了李四,当你要因此批评小高并惩处他时,他会说因为昨天李四先打了他,或者刚才李四先骂了他。

言外之意, 如果没有前面的原因,就没有后面的结果 。我们有时讲,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这种想法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断往上找原因,永远有找不完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基本上有一个共识: 就事论事。先把当前的事情解决了,之前的事是另一件事,以后再说

有一次,我在Google路过一个办公区听一名总监在批评下面的人,因为这名总监(权且称他戴维吧)和那名员工(权且称他强纳森吧)我都认识,便停下脚步听了几句他们的谈话。

原来,起因是这样的:强纳森的办公桌在一个较为开放的办公区,他平时说话嗓门很大,不免干扰到周围的人,同事就把这事反映给了戴维。

当然,我估计大家给强纳森提过意见,但是没有用。因为根据我的接触,强纳森属于智商极高,能力极强(一个人干了全组一半的工作),但情商一般的人。他常常我行我素。而且他的级别其实和戴维一样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

那天戴维让强纳森讲话轻一点,强纳森辩解道,“我那天听你讲话嗓门也很高”。强纳森其实是在强词夺理。

但如果戴维讲,“我的嗓门哪儿高了,不信你问问同事们”,这个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

戴维那天只是说,“你提醒得很好,如果下次你发现我讲话嗓门高了,请给我指出,我一定注意。但是今天你的嗓门确实高了,这件事和别人无关,请你注意”。

强纳森无话可说,接下来只好降低嗓门说话。

对比较理性的美国人来讲,通常不问是否有理由做错事,而是 确定当前某人是否做错了事 ,如果是,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至于其他人之前造成的原因,那是另一个case,属于两件不同的事

中国人中也不缺乏有这种智慧的人。

孔子说,“ 吾日三省吾身 ”,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 反省自己错误的必要性

鲁迅说过,“ 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 ”。也就是说,不因为别人做得不好,就是我们做不好,或者应该往坏了做的理由。

网上不少人为中国式过马路辩解,有从情理上分析它的合理性的,有从经济学上分析的,更有很多站在自己利益上胡搅蛮缠的。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这些解释都没有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式过马路其实是违规的。既然违规,就不要去做它。

再说说“勿以人之短炫己之长”。

你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

某个人讲,今天我赢了两位世界冠军。当然别人会觉得他在吹牛,不过他一解释大家也只能承认所说非虚。

原来他在国际象棋上赢了网球的世界冠军,在网球上赢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于是有人说,他真聪明,以己之长克人之短。

是这个故事细想起来有点问题,没有人会因为他在网球上赢了国际象棋的冠军就给予他什么褒奖,甚至不会高看他一眼,因为所有人喜欢看到的是更高的象棋棋艺,更精湛的网球技艺。

在我们的工作中,这种人并不少。很多人会标榜自己是“最会写程序的产品经理,或者最懂产品的程序员”。但最后他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作为工程师存在,还是作为产品经理存在。

作为工程师,如果自己的工程技能只是二流,做事情比同行中一流的人相差甚远,别人不会因为他们懂得产品就自动给他们加分。 只有当他们能够在工程水平上不输给任何人,产品意识为他们的工程水平进一步加分后,那才有意义

反过来,对产品经理的要求也是如此。一个产品经理,如果会写两行代码,但是又没有机会让他们写,这种技能毫无意义。

我们要比的是超过他人的长处,而不是满足于超越别人的短处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美国人多少对上帝有些敬畏,即便不信宗教,不去教堂,也不会刻意亵渎神明,宣扬人定胜天。因此他们做事的心态比较平和, 凡事尽人事,听天命

肯尼迪在196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演讲堪称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总统就职演讲中的佳篇。他向全人类展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前景——探索太空,治愈各种疾病,消除贫困等等。

听众在激动之余,不免有所疑问,这些美好的愿景真能实现吗?

肯尼迪说,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稳得的报酬。最终,肯尼迪自己是壮志未酬,他没有看到他所批准的“阿波罗计划”成功,但是他在自己的任期内尽了该尽的人事,也就问心无愧了。

为什么要尽人事,这个重要性不必讲,大家都明白。但是听天命这件事是我们前后这几代中国人从内心很不愿意接受的,我们不妨看这样三个事实,就能体会这一点。

01 对死亡的态度

在中国,只要有条件,通常临死前要不惜代价地抢救和延长生命,哪怕是毫无知觉的生命。这不仅让家庭背负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也让中国本来就不够用的医疗资源更加紧张。但是如果不抢救、不延长没有知觉甚至极为痛苦的生命,家庭又担负了巨大的道义负担。

相比之下,大多美国人到这个时候就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甚至从医院回到家里照看,使用一点镇痛剂,平静地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02 对于各种失败的态度

在中国如果高考没有考好,会背负一辈子的负担,很多人到了50岁还和我念叨当年差了两分没有考上重点大学这一类的事情。相比之下,美国人显得有点“没心没肺”, 只要自己努力了什么结果他们都接受

  • 当他们进入一个二流大学后,要么等到读研究生时努力进入一个好学校,要么干脆为自己的二流学校自豪。
  • 对于比赛的失败,也没有哭天喊地,要死要活,而是接受结果。
  • 对于法庭上输掉的官司,如果能上诉就上诉,如果不能上诉就坦然接受结果,不会拒不执行法庭的判决。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在输掉了和高通的官司后,没有怨天尤人觉得法庭不公平,而是自责自己太在意官司的输赢,以至于晚进入人工智能领域。正是这样的反省和自责,才让英伟达今天执人工智能芯片的牛耳。

03 对成功的态度

美国人在成功后大多要感谢上帝,或者感想命运,认为是命运的垂青使得自己能够成功。

中国人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当然也会感谢领导,但是通常把成功单纯看成是人的因素。人的努力对成功自然很重要,但是, 大多数时候,成功或多或少有运气的因素

不能接受天命的问题在于,难以正确地审视自己,审视形势

为什么要听天命呢? 因为世界上稍微难一点的事情都非常复杂,超出我们有限的认知。我们的努力,解决了成功一些维度上的问题,但是依然有很多维度的因素我们没有控制 。当然,如果不尽人事,能把握的那些维度也把握不住,自然一事无成。

在承认天命的作用之后,我们在做人时就不会恃才傲物。 世界上但凡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是因为没有见过真正聪明、能干的人

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有来自全世界的英才,只有到了人才荟萃的地方,才能体会自己水平上的不足。

自己的成绩相比我弟弟相差甚远,他从清华一个系的第一名,到斯坦福电机工程学的第一名,算是成绩不俗了。

但是据他讲,比他更早的一个印度学生水平和聪颖程度比他强多了,斯坦福的教授们在对他进行口试时,给他出完题,问他会不会,只要他说“我会做(yes,I can)”这三个字,教授二话不说就认为他这道题做出来了,给他这道题满分,根本不会怀疑他。

于是,我弟弟问他的导师查菲博士(世界著名的通信专家,也是DSL之父):“这个学生是否堪称天才?”

查菲教授讲,“他相比我过去教过的一个学生差远了”。

我弟弟又问,“您过去那个学生现在怎么样了?”

查菲教授不屑地讲,“现在一事无成”。

我弟弟进一步了解才知道,那个天才因为缺乏见识,一辈子在做些妄想的事情。

这说明 见识比才干更重要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时,觉得我的导师库旦普教授的才智和知识面远非我能比,当然他相比贾里尼克教授又相差甚远。可见 世界上比我们有才能的人简直是太多了

但是, 比才能更重要的是见识

他非常高兴我能做得还不错。我说这一来是你辅导得好,二来只是我运气好一些,赶上了Google、腾讯这样的好公司而已。

但是,我的好运气并不能增加我的能力,因此对于能力不及的很多事,我一律推却掉,以免最后出丑。

在美国你能看到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像英特尔、微软或者思科这样带有垄断性的企业,总要留一个或几个不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像碾蚂蚁那样把它们碾死。

原因是一来免除一些反垄断的麻烦,二来是培养一个不太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不断倒逼自己的创新,这便是见识。

我父亲生前总是和我讲,“ 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yi)乃亡 ”,说明 很多时候事情单靠我们的能力是做不成的,明白自己能力的局限性,才有长远的发展

明白见识的作用超过能力作用的不仅有美国人,很多中国的智者也是如此。

曾国藩是很多中国人的偶像。

他是一个全才,上马能带兵,下马能治国,既能做学问,又会写文章。但是他深知自己的不足,比如不能亲自带兵打仗,于是后来干脆不上前线,不干扰前面将军的指挥。

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并不精通天文历算,他因此为耻,并让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数学。当他的幕僚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翻译了《几何原本》请他作序时,他知道普及几何学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但又自知自己不懂数学难以胜任,便推却了,并推荐自己的儿子曾纪泽作序。

到了晚年,他精力不济,自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便力推自己的学生李鸿章继承自己的衣钵为朝廷效力。

像他这样,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事,而且并不因为那些事利益大、诱惑力大而勉强承受,真是智慧的表现。

最终曾国藩能全身而退,这在古代功臣中并不多见,这便是见识。

两年前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人找我,询问如何规避潜在的风险,我给他分析了一下形势后,他果断地花了18个月重新安排了所有的投资组合。

今天当很多重量级的投资人陷入两年无增长的困局时,他的投资又涨了好几倍。

在投资上,会操作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有见识、真正懂得规避风险的人非常罕见。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下来,很少能看到常胜将军的原因。